失独老人晚年困局:“万一半夜生病,我该找谁?”

失独老人晚年困局:“万一半夜生病,我该找谁?”

核心提示:“失独家庭”指独生子女死亡,其父母不再生育、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。生活在北京的赵海兰是众多失独者中的一员。独自面对余生的她无法预料,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。

失独老人晚年困局:“万一半夜生病,我该找谁?”

赵海兰在自己租住的房间内。记者 孙梦凡/摄

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记者 孙梦凡 报道

从北京达官营地铁站出来,穿过旧小区、商铺和成群的老人,就到了赵海兰居住的红莲中里小区。由侧门拐入,眼前是一幢破旧的独栋楼房,约6米长的残疾人通道直通大门。楼内比楼外更刺眼,白色墙皮有一半已经变黑。

赵海兰今年78岁,在这栋楼的四层租住。47平方米的一居室,月供4000元,而她每个月退休金3900元。2016年年底,为了还债,她卖掉住过几十年的房子,从此开始漂泊不定的租房生活。

债务来自儿子生前看病的花销。5年前,赵海兰40岁的独子石海因病去世,留下几十万元的债务。这次没有人跟她一起面对,老伴石真早在1997年就已离开。面对填不满的房租黑洞,只能靠日渐减少的积蓄支撑生活。

“万一半夜生病,我该找谁?”赵海兰无法预料,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。

变 故

一走进赵海兰的家,时间仿佛倒回几十年。门窗是绝不会在现代房屋出现的木质纱窗,玻璃摇摇欲坠。橱柜、茶几、餐桌,每件家具都像与她同岁。墙上贴满老式世界地图,冰箱与洗衣机显得格格不入。

厨房左手边是洗手间,塞上马桶与洗漱台后,一转身就要碰到墙壁。再往里走是卧室,一台旧电视机兀自发出声响。屋里每个台阶都向赵海兰发出挑战,因摔倒骨折,一尺多长的钢板还留在她的左腿里,这让她不能忍受长时间站立。

赵海兰与这间屋子气质相符。她穿着自己用缝纫机做的裤子,手脚麻利地站在桌前做饭。“街坊邻居都喜欢我烙的馅饼。”说话间,一盘馅饼从她手中“生长”出来。赵海兰胃不好,平时吃一个就得消化一整天。今天家里来人,她高兴,吃了俩。

这间狭小的屋子是她第三个居所。一年前,她从上个房子搬出来,因为租金从每月4200元涨到了4700元。再早的房子是她真正的家,只不过已经抵了债。那个家是单位分的公租房,三居室,但她只拥有其中一间屋子,剩下两间住着其他家庭。卖房子的钱抵债后并没有太多剩余。

谈起往事,赵海兰刻意表现得漫不经心。“老头1997年去世,高血压,脑出血。孩子是2013年,肝硬化。”疾病先后夺走她的两位至亲。

但赵海兰没有一蹶不振。年轻时候,她就跟大学同学步行到过武汉,返程时在河南驻马店过春节。1972年分配工作时,她被分往河北宣化。赵海兰在宣化做了十余年教师。

与石真的婚姻让赵海兰重新回到北京。1983年,石真跟自己单位申请,才把赵海兰调回北京,让她在工厂的技工学校教书。要不是有石真,她可能要一直留在宣化。“当时没有自主选择权,分到哪儿就可能待一辈子。”

38岁时,她有了儿子石海。石海生活并不宽裕,没有给她很多经济上的帮助。反而是她带着石海一起卖报纸才勉强维持生计。石海去世后,他江苏的妻子也离开了。从此赵海兰彻底独身一人。

赵海兰没有被生离死别打垮。但现在每月顶着租金,入不敷出,她开始手足无措。生存与安全感成了最急切的需求。现在房子马上到期,续租时房价又要上涨。“我该找谁?找哪个部门?谁能管管我这种情况?”

求 助

赵海兰首先把目光投向公租房。今年2月份,她提交申请,4月份就批了下来。但现在没有指标参与分房,2016、2017年的申请名额还没分配完。就算房子批下来,也是在五六环外的郊区。看病对她来说是个大问题,太远了。

不得已,她去咨询养老院。问了一圈她发现,家附近的养老院都没有空床位。公立养老院难入住,私立养老院又很贵。而且从赵海兰内心来说,她并不愿意住养老院。“现在手脚好好的,谁愿意去住?没有家属,养老院怎么对待你?”

10月23日,赵海兰来到距家17公里的一个小区,今天是“失独者”的聚会。当天现场有8个老人,有两对夫妻结伴而来。赵海兰年龄最大,也只有她独自一人生活。交流、愤懑、嘈杂、沉默,三个小时的对话重复着这一循环。在失独群体间,“抱团取暖”是看似温情,但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
倾诉声铺天盖地涌到赵海兰耳朵里。

“人家都有儿有女,热热闹闹,就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。所以不愿意让人瞧见。有人宁可去外边租房子,去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。”

“就怕生病。大半夜生病了,我能给谁打电话?打120人家都不拉,没人给签字。去医院也没人给挂号。”

“主要就是没人管。现在提倡一对一,实际上没人管你。扶助政策也不统一,过节时,大家坐下聊天,发现东城区过节费发1000元,西城区发500元。”

交流间隙,赵海兰加入谈话,声音力度并不亚于别人。“是不是该把岁数大的照顾一下?”她觉得,不说70岁以上,至少75岁以上、独居的老人,是否可以集中起来照顾?或者少收点房租。在场有人降低音量,目光移到她这边,叹了口气。

医疗问题被频频提起。这次聚会中的高远胜夫妇身体状况都不好。高远胜心脏安着支架,妻子患有哮喘,吃的进口药医保只能报销一小部分。高额医疗支出让两人苦不堪言。但大部分人是“害怕”,怕得大病,怕行动能力降低、生活不能自理。而随着年龄增长,他们只是在等待这一天到来。

幸运的是,赵海兰身体还算健康。除了腿脚不太灵便,胃消化不好,一眼望过去她比78岁要年轻很多。谈起往事,她说:“有什么过不去的,自己解放自己。”但当下晚年生活之困,她并不能凭一己之力去解放。10月23日这天,赵海兰的眼泪顺着皮肤纹理簌簌往下流。

同命人

张宁为这次聚会提供了场地。6年前,出于对失独群体的关心,她加入北京失独QQ群做志愿者。几年来,她接触过太多失去自己至亲的老人。在QQ群内,成员很避讳“失独”二字。他们称彼此为“同命人”。

据张宁观察,失独者最关心的就是养老问题。他们害怕自己死在家里,担心去医院看病难,有人希望就诊时可以有绿色通道。张宁也认为,这确实是大问题。家里没孩子,看病很麻烦。真要去医院,老两口互相扶持,很困难。

更为隐蔽的是心理问题。张宁接触过一个独居老太太,“自虐”——这是张宁对她的评价。屋里乱得像垃圾场,地上满是塑料袋、包装纸、塑料盒。手套都是窟窿,穿戴极其破旧。“其实她生活能自理,但她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状态。”

直到现在,她都不知道这位老太太的家庭往事。张宁只知道,这位老太太觉得自己命不好,是不该好好活着的人。只有活得一团糟,才能找到失去子女后的那种平衡。心理疏导明显缺位,但她排斥所有,封闭自己。

“这属于极端情况,但失独者普遍有自卑心理。”张宁认为,自卑源于传统观念中对“绝后”的介怀。大部分人并不极端,处于一种中间状态。他们自卑、觉得生活没意思,将来有一天可能会生病。但过去已成过往,还是要活着。

失独群体内部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。张宁说,有些人较为激进,希望国家承包养老。反对的人认为,失独是偶然事件,不能因此与整个世界对抗。大部分人觉得,只要在医疗与养老上有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,就满足了。

但现状并不尽如人意。赵海兰有一张蓝色的“扶助卡”,该卡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失独家庭印制。卡背面明确指出,持本卡在本市医联体内享受就医转诊绿色通道、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、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,申请保障房优先。“可是我拿这个卡去看病,人家都没听说过这个卡,根本不认啊!”

此外,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的通知》,规定建立“双岗”联系制度,为每一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确定两名联系人,以便在失独家庭需要时为其提供帮助。

但包括赵海兰在内的多名老人称,这种帮扶难以落实。首先每个小区有大量失独老人,“一对一”在数量上难以实现。其次,就算有联系人,半夜出事也不可能去联系。

四处求索后,赵海兰依然焦虑、疑惑,该找谁解决自己的问题?

“没什么熬不过去的,两件大事都熬过来了。”她说,时间是疗愈一切的良药。但现在,时间是她最大的敌人。一个月后,房租要续交。再过两年,赵海兰迈入80岁。

而她不知道,自己能否在80岁时,结束租房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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